清朝三年，十万雪花银，古代官员是怎么赚钱的

今天，一个有趣的历史小系列将给你带来古代官员赚钱的文章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

贪官污吏存在于各个朝代，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。特别是明清时期，官员的工资不高。明朝时，六个两职大臣的年薪只有152两，清朝时一个职衔的年薪只有180两。因此，腐败是一种普遍现象，而不是个别现象。所谓“三年清官，十万雪花银”，那么古代官员用什么来赚钱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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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常见的做法是收集废物。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纳税和谷物加工。那些被运到国库的人既有银子，又有粮食和大米。但是，如何将粮食从地方运输到中央政府而不损失呢？碎银必须铸造成锭，损失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住房部收集的银粮需要足够的银和足够的大米。因此，我们只能在收银台多收一点，这叫“大米消费”和“火消费”。大米消费是多收的粮食；消防消费，即多收的钱，统称为“消费嫉妒”。

这是一个习惯规则，所以官员不应该自己掏腰包来弥补这些损失。此外，这是一个有根据的方式，不能被视为违反法律和纪律。问题是嫉妒的计算是模糊的。当然，当地方官员计算损失时，他们不会像他们已经计算的那样多，而是会多计算一点。这样，除了工资，还有一笔额外的收入，这种额外的收入既不是腐败也不是贿赂，而是“额外的税费”，每个人都这样做，所以它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

灰色收入，如业务、礼仪、罚款和赎回

此外，还有各种灰色收入，如“生意”、“礼仪”和“罚金赎回”。生意是村里给县里发的红包；礼貌是当地商人在节日期间赠送的礼物；赎罪的惩罚是肮脏的惩罚和赎罪的银子。这些都落入了州和县官员的口袋，而且数量相当可观。比如，海瑞任淳安县知县时，各种不正当收入一次性被消除，高达6000两。以上都是例行公事。如果你遇到真正的贪婪，你会想出更聪明的眼睛来剥削人，你会在不同程度上超重。

文书官员吃东西，拿卡片

州政府官员和县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，小官员也毫不含糊。常言道，“控制住魔鬼是很难的”，他们用权力换取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不比行政长官少。因为“君子一言，不做任何事”，收租、摊派徭役、管理市场、设立关卡、处理民政、逮捕犯人，都是小官吏和大员的事，其中自然有许多事可做，也有许多油水可捞。有时这些人比官员更贪婪、更无情。

这不是最黑暗的，但最黑暗的是司法腐败。例如，在民事诉讼中，双方都被敲诈，吃原告，吃被告，吃到双方都耗尽了他们的财富，结果只是“各打50板”，草草了事；刑事案件中刑讯逼供的；漠视人命，榨取钱财，甚至故意制造不公正、虚假和错误的案件，敲诈勒索。所有这些不胜枚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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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明确，上述嫉妒和各种灰色收入只有在州和县才有，因为只有州和县直接与普通人打交道。那么州和县的高层官员呢？这很容易处理，这取决于孝顺。尊敬上级有名字和规则。如果没有名字，就会有行贿嫌疑；没有规则，就没有办法把握分寸。幸运的是，当面对这样的问题时，帝国官员从不缺乏智慧，一个有效的计划很快就在实践中形成了。它的名字，叫做“官场的庸俗规则”，也叫“礼规”，即按规矩送钱的礼。

这些仪式包括临时的和例行的。一般来说，例行公事是在冬季和夏季，这是所谓的“木炭崇拜”(取暖费)和“冰崇拜”(冷却费)。然后是“三个节日”(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)、“两个生日”(领导和妻子的生日)，以及“节日礼物”和“生日礼物”。不同的地方(贫穷县和富裕县)和不同的工作(肥胖和贫穷的工作)的礼物金额不同，但不送是不好的。

临时礼物钱也有一定的规则。例如，当上级来视察时，他应该送一个“计价器”(即“计费器”)；下级向上级政府报送“手续费”和“部门费”。此外，该官员的礼宾应发送“门尊重”，代客应发送“跟随尊重”。如果你已被任命并从北京辞职，或原本在北京待命，即将上任，你必须在离开北京时向有关官员发出“不尊重”。

公元1845年(道光二十五年)，当地一位名叫张的官员被调到陕西粮库(掌管西北军粮)，光是在北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买“不敬”。上任后，只花了5200两就到了巡抚，而这个陕西巡抚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。事实上，除了哈里和少数人之外，几乎没有哪个县不接受“嫉妒”，没有哪个省长不接受“坏规矩”，也没有哪个京官不接受“孝顺”。这是一个诚实的官员，不能超越常规。所谓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就是这个叫。

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

这是连康熙这样的皇帝也无能为力的事情。正因为皇帝默许，官员追求，所以没有人真正把它视为腐败，所以它是一种不被视为腐败的腐败，被称为“非典型腐败”。林则徐不是贪官。 康熙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。难道他不知道“嫉妒”有问题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为什么不改变它？因为这是无法改变的。事实上，“谦逊的规则”这个词长期以来一直是猫眼上的热门话题，它简单而生动——知道这是腐败(谦逊)，但必须这么做(规则)。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？

荒谬的根源不在别处，而在帝国体系本身。官员成功的关键在于上级的赏识和支持。最好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支持，但对于中低层官员来说，这种可能性极小。因此，几乎每一个下属官员都知道一个真理，那就是，他必须与他的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，至少不得罪他们。事实上，所谓的“官方规则”完全是根据权利和权力的关系设计和实施的。只要有权力关系，同时也有不好的规则，不管对方是官员还是收藏家。

例如，当一个地方去北京做印刷生意时，一定要寄“印钞”，然后把钱寄给店员。店员当然也不敢拿，也要按照一定的规则交给老板和同事。去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，还要给门房和服务员发红包。门房和贴身男仆不是官员，甚至不是收藏家，而是仆人。然而，在首相面前有七名官员。门房和贴身男仆接近权力，有一点权力(通知你与否)，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坏规则。即使他们都是更高一级的官员，坏规则和白银的数量只是与权力关系成正比，与级别无关。

一种腐败已经成为一种规则，或者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每个人都不被视为腐败，无论谁反对它都是荒谬的，这只能表明腐败已经成为帝国的风气。 当然，民族精神的形成不是一天完成的，但罪魁祸首无疑是帝国制度本身。作为一种中央集权制度，帝国规定了权力可以剥夺和占有资源和财富的基本原则。在一个权力社会里，一定有人买卖权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可以说腐败是帝国与生俱来的权利。

参考文献:易中天的《帝国的终结》和张的《道观仙宦海记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