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喝多少度？他们为什么不在喝了几大罐酒后喝醉呢？

在科技条件有限的古代，至少从商周到唐宋时期，中国古代人饮用的酒主要是发酵酒。在发酵酿酒过程中，一旦酒精度超过10度，发酵就会停止。所以十度酒，放在古代的酒桌上，绝对是高级酒。

甚至这种“十度酒”在古代也很少见。甚至发酵酿酒技术在古代也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变过程。在汉代，根据韩曙的总结，东汉时期的酒精含量远远高于西汉时期。据韩曙说，西汉“二迎歌，一迎歌，一迎米”，可以得“六迎六斗酒”。然而，在东汉时期，人们认为“米胜于酒”。酿酒的“酒量”越低，度数越高。这就是东汉《论衡》说“酒是毒”的原因。好酒的价格也涨到了“一千美元”。

因此，西汉时期，甚至东汉时期饮酒过度的名人，都饮酒过度。

此外，即使在东汉时期，其酒的度数和质量也明显不同于后世的发酵酒。首先，“九曲”是不同的。东汉九曲是一首“格律曲”，大多是手工制作的。只是到了北魏，制作九曲的模子才出现。唐宋时期采用人工接种技术，酒曲产量大幅度提高。明清时期，水是分阶段加入的，明矾水用来保持酸性。红曲在唐宋时期很少见，被广泛用于酿造黄酒和其他酒类。但即便如此，这种发酵酒的度数最多也只有15度左右。

此外，酿造过程中的温度调节、饲养技术的掌握以及每一步的学习都已经进化了几千年。因此，直到唐代，普通的米酒一般都是绿色的，就像白居易的诗“旧瓶子里有一丝绿色”。北宋的范仲淹甚至迎着西风吟咏“一杯浊酒千里”。宋代酒可分为黄酒、果酒、混合酒、白酒等几大类。但是大多数类型的酒仍然是“浑浊的酒”。就连“酒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蒸馏酒，其度数非常有限。

然而，在发酵酒不断演变的过程中，明代人口中的烧酒，即用蒸馏技术酿造的酒，也开始异军突起，最终从背后传来，成为中国古代人餐桌上的大爱。

中国的本地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一点至今仍有争议，但无可争议的是，蒸馏酒的普及确实始于元代。尤其在元明清时期，大曲开始被广泛使用，大曲是用来蒸馏白酒的。大曲中豆类含量接近30%，大曲室内温度在55℃以上。以这种方式栽培的“大曲”，通过“在蒸笼上，用容器盛露珠”的蒸馏技术，可以得到香气更浓、度数更高的白酒。这种酒是对饮酒者饮酒能力的考验。

此外，由于蒸馏酒的高度，生产过程更简单，产量更大。因此，自元朝以来，它很快就在长江南北流行起来。元杂剧中出现了“记住烧酒和黄酒”的歌词。与以往的发酵酒相比，蒸馏酒更重要的意义在于“饮用”的普及。“高级葡萄酒”(相对而言)原本只为贵族所享用，其价格大幅降低，在民众中更受欢迎。

例如，在明代，酿酒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。明宫有“金茎露”、“太西白”、“长春白”等名品。民间名酒层出不穷，稍显显赫的士大夫都喜欢“动手酿酒”。毕竟，“烧酒”显然比以前复杂的葡萄酒发酵过程更容易操作。因此，万历时期，仅南京士大夫就有33种自制酒。市场上有很多名酒，如沧州“苍酒”、济南“秋露白”、广东“荔枝酒”和惠州“白酒”，都是一时有名的。

明代人们的日常饮酒消费也越来越惊人。尤其是中后期，奢靡之风大的时候，即使在“中国家庭”的宴会上有酒。酿酒的消费也是惊人的，尤其是“烧酒”普及后，对食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每年只有淮安地区消耗一百万石小麦作为酿酒酵母的原料。如果这些酿酒师的酵母被再次用于酿酒，它将花费另外一千万石米。要知道，在明朝初期，朱元璋收复辽东之战，还动用了120万石的军粮。这些酒足够朱元璋打十场仗了。

这只是一个淮安府。在明朝中后期，如果只使用烧酒，每年要烧多少粮食？这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
随着清朝的发展，“烧酒”的规模越来越大。只有在北方省份，“煮锅酿酒”才成为常态。例如，在山东济南，“中国有超过100个锅。”雍正年间，陕西每个县都有“千锅”。食物的消耗更加惊人。据清代方苞估计，“一日饮酒，两日食谷。”例如，在康乾盛世的山东省滕县，全县人民的口粮不足以消耗一半的粮食用于烧酒。直隶酒厂一个月消耗600万石高粱。在世界和平的年代，有多少食物是这样“醉”的。

可以说随着明清时期粮食产量的增加。中国人只有通过喝“度”，甚至是“酿酒”的规模才能达到这个水平。但是在热饮的背后，也有一个食品危机的警钟。

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末的“丁午饥荒”，它席卷了中国北方，造成至少1000万人死亡。而“酿酒业”则成了一个重要的“杀手”。当时，饥荒最严重，大量的食物被“酒楼”抢走了。仅直隶每年就消耗数百万石粒。而朝鲜的官员，因为酿酒中涉及的“米银”，一直不愿意禁酒，使灾难加剧...不管酒有多好，如果喝得太多，往往会带来灾难。

历代科技文明的进步，以及对兴衰成败的反思，有时都在酒里。